司馬遷著《史記》,其史學觀念在於「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」。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,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,從而了解「古今之變」的關鍵,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,最終完成「一家之言」。而他的撰述動機,主要有以下三方面:
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,完成撰述《史記》的宏願。司馬氏在周朝時世為史官,春秋時期雖然失去官職,司馬談卻把修撰史書視為自己的神聖職責,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—太史令,重現孔子撰述《春秋》的精神,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說:「談乃據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楚漢春秋》,接其後事,成一家之言。」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《春秋》以後的史事。漢武帝元封元年,武帝進行封禪大典,司馬談身為太史令,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,引為終生之憾,憂憤而死。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:「今天子接千歲之統,封泰山,而余不得從行,是命也夫!余死,汝必為太史,無忘吾所欲論著矣......」司馬遷則回答道:「小子不敏,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。」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。而《史記》以「封禪書」為其八書之一,即見其秉先父之意。
司馬遷想繼承《春秋》精神。司馬遷在〈太史公自序〉說:「先人有言,自周公卒,五百歲而有孔子,孔子卒後,至於今五百歲,有能紹明世,正《易傳》、繼《春秋》、本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際,意在斯乎?意在斯乎?小子何敢讓焉?」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,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。《春秋》的下限,到魯哀公獲麟之年,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。司馬遷是紹繼《春秋》,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「獲麟」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,撰寫史記。然而,司馬遷繼承《春秋》,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,反而是重視《春秋》的性質,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說:「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紀,別嫌疑,明是非,定猶豫,善善惡惡,賢賢賤不肖,存亡國,繼絕世,補敝起廢,王道之大者也......《春秋》以道義,撥亂世,反之正,莫近於《春秋》。」可見司馬遷對「春秋之義」和「春秋筆法」心儀已久,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、秉承《春秋》褒貶精神,撰述《史記》。
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。據《後漢書·百官志》載,「太史令」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,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,掌管星象天文,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,並無著述的責任。然而,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「拾遺補蓺」。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,可惜卻「發憤而卒」,臨終前叮囑司馬遷,認為「自獲麟以來,史記放絕。今漢興,海內一統,明主、賢君、忠臣、死義之士」甚多,身為太史令,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。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:「且余嘗掌其官,廢明聖盛德不載,滅功臣、世家、賢大夫之不述,隳先人之言,罪莫大焉。」因此,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「述往事以思來者」的責任感,決意撰述《史記》。在《報任安書》中亦透露著述《史記》的目的,他說「凡百三十篇,亦欲以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。」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,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。
呂思勉認為 《史記》當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極大部分並非司馬遷所作,而是司馬遷抄篡古書所得,《序》和《論贊》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,但仍然有可能為其父親司馬談所作,無法加以考證[8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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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記維基百科篇
Fiksi Sejarah史記維基百科篇 105.10.20,摘錄自:維基百科,自由的百科全書,網址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F%B2%E8%AE%B0